然而，相关的冲突并没有结束，因为很多州仍以各种名目拒绝将本州居民所享有的某些特别的权利赋予外州律师。

再如一些州将罪犯放逐到其他州，形成负外部效应，结果没有人对美国的州际关系感到满意[6]。[5]美国法律限定联邦政府建设房屋而地方政府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政府的职能，政府间矛盾则更多通过法院予以协调。

但这并不代表政府间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合作的案例比比皆是，譬如美国加州大火中，时任州长施瓦辛格就寻求小布什政府的援助。在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在博弈过程中，会存在此消彼长现象。【注释】[1]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 [2]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8.[3]章剑锋.中国反核行动浮出水面[J].南风窗，2012(6).[4]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21.[5]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22.[6]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59.[7]西尾胜.行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2.[8]哈耶克.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10-230.[9]于军.英国地方行政改革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113.[10]社会观察[J].2012(3)：7.[11]蔡英辉，蔡焘.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J].领导科学，2012(8)：11-14.[1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13]秦鸿雁.部委文件跟法律打架，我们该听谁的?[N].南方都市报，2012-3-11(4).[14]小约瑟夫·斯图尔特.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4.[15]温铁军.解读新苏南模式[J]. 社会观察，2012(3)：19.[16]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25.[1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27.[18]王岐山.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代表发言要少汇报多提建议[N].黑龙江晨报，2012-3-11(6). 进入专题： 政策扩张 政策收缩 。要保障政策顺畅执行，我国当务之急在于规范政策制定和执行程序，确定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体性地位，否则无论政策扩张还是政策收缩，都容易处于杂乱无章的境地。在安徽望江诉江西建核电站案例中，环境评估中应考虑跨省的他者利益，这涉及江西、安徽与核电主管部门、环保部门等的博弈，江西等地政策扩张势必影响安徽民众利益，必须在博弈中达到平衡，否则将会引起另一方民意和政策的强烈反弹。

而对一些不能有效实现行政目标、贪污渎职等官员则可采取换帅的方式，但并不宜推广，尤其是人大选举出的行政官员，毕竟涉及民意表达等方面，此方面不再赘述。政策扩张是政府在信息论证可行基础上，对当前政策应用地域或范围等方面予以拓展的行为。之所以看重中国宪法序言，是因为宪法序言在中国宪法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49]。

如果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就中国宪法序言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则会发现政治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相应方法大有用武之地，但就是规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不能使用，因为在规范宪法学者看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虽说是教义学，但其指向则是宪法规范，而宪法规范的逻辑构成为构成要件与法效果，这样宪法序言当然不在研究与解释之列。之所以需要规划，是因为此在有千般问题、万种困境，从而需要通过规划达致问题与困境获得纾解或化解的彼在。这两个方面的争论与讨论实际上都牵涉到一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的宪法学[3]的体与用[4]：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事实上是宪法学研究的体用之争，而宪法教材与教学方法的讨论则是宪法教学实践层面的体用考量。对解决对策的讨论也依然在三个层面展开，即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

其三，中国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31]究竟包含哪些种类？宪法渊源同宪法形式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不同的宪法渊源组合对宪法形式的效力与实施究竟有何影响，反之，宪法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又会对宪法渊源有何选择与过滤？其四，中国宪法权利的意涵是什么，有哪些类别，形成了怎样的宪法权利体系，具有怎样的保障与实现方式？其五，中国宪法文本中究竟规定了怎样的宪法监督制度？在既有的宪法规定中，除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宪法监督外，是否存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如果存在，这两种类型的宪法监督制度具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在现存的宪法监督制度中，是否隐含着中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如果存在，这种违宪审查制度的特色是什么，缺陷是什么，是否具有规范化以至获得实效的契机？这里所罗列的问题虽不全面，却极为根本。然而，一旦笔者基于哈特所欲解决的那些法学根本命题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分析，并能够基于自己的思考与分析对哈特的思想作出自己的肯定或批评，捍卫或否定以及修正甚至重构，对哈特所欲解决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这些都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论证精当，那么，就可以说笔者也具有了自己的法律思想。

[15]在陈志武教授与何雪峰教授之间关于农地权利设计路向的差别，就间接体现了宪法的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的差异，彼此的高下或许一目了然。[8]刘海波：《政体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5]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确立与用的选择，可以从事实、文本与理论建构三个层面递进展开论证。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比较。为此，笔者认为，只要所研究的对象还能够为体与用的关系包含，就没有老旧问题，而只能是恰当与否的问题。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决断，笔者依然围绕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与之用两个层面展开，其间，也将对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做出简要评论。对此，许章润教授的判定或许具有启发性：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和维权政治，既为日常政治准备了条件，也就是在为从训政过渡到宪政预做准备，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日常政治的表象与原因。

可见，作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关于中国宪法政治性与社会性事实的描述与解释，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居于前提性地位，这种前提性地位不仅是逻辑的，更是实质的。[35]许章润：《中国步入训政时期》，载氏著：《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建构的自由主义共和法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2页。

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发现国别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性，才能真切地理解那些留学他国的宪法学子的重要性。也可谓是厚的，因为其背后是对世界千差万别的宪法（学）博览与精透把握。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以宪法为关键词搜索，到2011年12月30日，共有宪法学术论文61049篇，而研究发展中国家宪法的论文只有52篇，其中，有关印尼的4篇、泰国的21篇、越南的2篇、朝鲜的2篇、以色列的1篇、埃及的6篇、巴基斯坦的4篇、古巴的2篇、巴西的10篇。关注施密特，首先要对其复杂的理论体系进行详尽深透的专题研究，否则，无论是对施密特的肯定性借鉴还是对施密特的断然否定，都一定是片面与武断的，任何在面对法科本科学生的宪法学课堂对施密特的夸赞或否定也都可能有失严谨，夸赞可能导致学生对施密特无反思的仰慕，否定也可能使学生放弃对施密特的理性探寻。实际上，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都能够对规范宪法学有所贡献：政治宪法学是在解决规范宪法学发挥作用的现实与学理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政治宪法学试图通过解决非常政治中的政治与宪法的良性关系从而为日常政治奠定基础，在日常政治的基础上，规范宪法学才能从容地以其宪法解释的智慧与方法来框范各类宪法关系主体的各种行为边界，在谨守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各类宪法关系主体也才能自由地安顿其生命的伦理价值与意义。译介西方宪法学作品的意义十分巨大，不容否定，但这种意义不能拔升到其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程度，因为译介只是对西方知识的接引而不是思想的创生。[22]参见喻中：《政治惯例：成为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载于《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表现之一是对西方宪法的研究译介多、著述少。

[53]详见支振峰：《驯化法律：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296页。比如：如果宪法学者以人权为研究标准与基点，认为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尤其是所有权，这种认识成果就是思想性知识，如果以这种思想性知识为依据，就径直认为中国农民恰恰需要成为土地所有者，则是知识对思想的僭越，因为这中间缺乏对权利原理的揭示与提炼，更缺乏对中国农地权利时空背景与农民权利保障问题逻辑脉络的梳理。

[33]参见郑磊：《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简析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根本分歧》，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或许恰恰说明了体的单薄。

无论笔者对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的体用的内涵解释与选择是否准确与精当，但做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并不突然与唐突：只有对体与用做出果决的选择与安排，才会使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克服以往所存在的弊病，进而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对体的精确确立与对用的恰切选择，也会开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新阶段。

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28]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对于袁伟时教授的反驳性主张来说，虽然从主义角度观之极为丰富，但若从问题角度视之，又显得非常单薄，或正或反，端赖中国宪政建设或法治建设目标在与不在。通过政治宪政主义对绝对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予以对峙和消化，从而开启出现代宪政的日常状态，实现一个优良的宪政主义。

[29]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载于《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

进入专题： 宪法学 。笔者曾经指出，中国宪法教材的编著体例模式与宪法主题的展开，既标志着中国宪法理论与制度研究的整体水平与深入程度，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宪法教材的受众（包括大学课堂的法科学生与其他相关群体）对中国宪法问题的认知、意识以及对相关宪法问题的判断走向。

而知识主要是习得的、被动的、工具性的，相对思想而言它比较确定、静态与封闭，它是思想的载体，或者人们对他人思想或者人类的某些经验、做法的归纳、整理、记录的结果。杨陈：《论宪法的规范性》，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另外，对于主张将中国宪法奉为教义的学术态度，笔者也心存怀疑，即真假难辨：所谓真，应该是发自心底地地认同与遵奉，这就需要个人或族群的生命意义体验与体认作为后盾，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体认。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现状来看，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之体的杂糅与缺失，因此，因应之道便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细化与比较。范进学、张玉洁：《宪法本体性：政治性、规范性抑或解释性？》，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总而言之，政治宪法学方法、宪法社会学方法与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方法理应并存，相互补充，至于何种研究方法具有优先性，则必须以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确定与阐释为前提与基础。

只有这样，宪法学才可能和物理学或经济学一样成为一种科学，宪法才不至于沦为一本纯粹的宣传文件。喻中博士对政治习惯法的描述[22]、强世功博士对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23]的发现以及封丽霞博士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联合发文[24]的归总当属此列。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细化。因此，从宏观层面去检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不能省却的环节。

[38]参见秋风：《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敬答袁伟时老师》，载于《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只有在上述问题获得确定解释后，才能大致归纳中国宪法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才能在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对各种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与方法的优先性做出安排与排序。